9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50结束连续15个月扩张

尽管如此，对人的普遍的关怀（樊迟问仁。

[7]【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978页。但是，湘军将领均是理学的信仰者。

一方面，他们强调要能够保持、培植、张扬这一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12]的刚劲、强悍的血气，这是成就理想人格（圣贤豪杰）、开拓经世事业所不能缺少的。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乃真气胜。要如何才能化解这一紧张呢？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文化心理的建设而实现德性与血气的融合。尤有特色的是，出身士人的湘军还将儒家的德性教育、作人之道推广到士兵中去，要求上而统领，下而哨弁均能够形成一股良好的道德风气，曾国藩制订的《劝诫营官四条》就包括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炼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众。

而且，主观的文化心理建设最终会转化为客观的历史积淀，而客观的历史积淀则需借助于主体的文化心理建设。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咸、同以来，以湘军将领为代表的湖湘士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实现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故而他们特别重视以外王事功、豪杰事业来诠释船山的人格精神。

青年毛泽东曾称独服曾文正公，就是认同曾国藩这种圣贤豪杰的乡贤典范。不满足于圣贤精神，还要求豪杰事业。以曾国藩为首的中兴将相对王船山人格精神的诠释，其实是一个人格建构的互动过程。[2]《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19页。

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从屈原到船山，活跃于湖湘的士人群体主要是一批遭贬谪、隐居、流放的士人，所以他们往往向往、追求一种合忠义与刚勇为一体的精神气质。如曾国藩在序《船山遗书》时，就是这样诠释的：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来源：《求索》2014年第1期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湖湘文化 王船山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

这样显赫的政治、军事权力，使得湖湘士人的人格理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青年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就是杨昌济授课、毛泽东记录的课堂笔记：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王船山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潜心研究学问，似乎是远离了外王经世，不能兼济天下，而只能独善其身，但是谭嗣同则仍然认为：‘达则兼善天下，不知穷亦能兼善天下，且比达官之力量更大。

另外又特别强调内圣与外王、圣贤与豪杰的结合，体现出晚清士人新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另一方面，与王船山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尤其是取得外王事功、豪杰大业的曾国藩等晚清湖湘士大夫，更是用自己的人格理想去塑造船山的人格精神。

所以，曾国藩等湖湘士人在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时，特别强调将内圣与外王、圣贤与豪杰统一起来，以豪杰精神、外王事业，作为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涵。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

[5]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欧阳中鹄》，中华书局，1981年，第461页。曾氏兄弟对船山人格特质的诠释，影响了湖湘地区的学界、士林，人们纷纷以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典范来学习船山先生。他们不满足于内圣道德，尤追求外王事功。民国初著名教育家杨昌济亦十分推崇王船山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并常常以此勉励其学生。当然，船山所说豪杰一方面是指一种坚勇、强悍的个性意志，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指救人道于乱世的外王事功。一方面，船山先生的合道德理念与血性气质、圣贤与豪杰的人格理念在影响、塑造曾国藩等人的精神气质。

从先秦到宋明，湖湘之地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边缘。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

王船山还对宋明士林过于注重内在心性修养而体现出的内敛、柔靡的风习十分不满，从而提出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2]曾国藩将船山学说视为明体达用之学，故而特别强化其在外王事功、经世致用方面的功能，肯定它能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

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诠释船山人格精神，亦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在湘军得势的时期，清朝有总督八人，而湘人居其六。[6]《毛泽东早期文稿·讲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1页。如谭嗣同非常推崇船山的人格与学问，他亦是将船山先生理解为内圣外王的典范。[5]他认为穷者的人格精神能影响天下，故而亦能兼善天下。

其实，从屈原到船山，其内心也是十分向往外王事功与豪杰精神，他们也都有经邦治国的经历和成就。自晚清咸丰、同治以来，由于湘军势力的崛起，湖湘士大夫在政界、军界、学界的地位大幅提升，他们已经由政治权力的边缘走向核心，实际控制了清朝的大半江山。

所以，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在为刘毓崧所作《王船山先生年谱》作序时，首先设定的理想人格就是这种圣贤豪杰，他在《序》中一开篇就说：自古圣贤豪杰负环玮之姿而有康济之才者，皆思摅其所藏，设施于世，亭毒万类，归于太和，他肯定船山先生的人格与学问亦体现出圣贤豪杰之用心[3]显然，曾国藩兄弟均以船山先生为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人格典范，希望湖湘后学向他学习。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巡抚十五位，而湘人居其八。[3]《王船山先生年谱·曾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37－138页。

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6]可见，曾国藩所诠释、推崇的船山先生的理想人格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1]他强调圣贤作为理想人格总是包含道豪杰精神在内他在引证了船山先生关于道器的理论后说：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

另一方面，与王船山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尤其是取得外王事功、豪杰大业的曾国藩等晚清湖湘士大夫，更是用自己的人格理想去塑造船山的人格精神。当然，船山所说豪杰一方面是指一种坚勇、强悍的个性意志，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指救人道于乱世的外王事功。

[2]曾国藩将船山学说视为明体达用之学，故而特别强化其在外王事功、经世致用方面的功能，肯定它能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

从先秦到宋明，湖湘之地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边缘。[6]可见，曾国藩所诠释、推崇的船山先生的理想人格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